靳飞 | 资助张伯驹收藏《游春图》的人: 银行家王绍贤传略

2020-03-18 19:24来源:靳飞阅读量:415


张伯驹于1946年底至1947年初之间,以黄金一百一十两的价格收藏了宋范仲淹《道服赞》,到1948年8月,又以黄金二百二十两价格收藏了隋展子虔《游春图》。

 

展子虔《游春图》

张伯驹于1946年底至1947年初之间,以黄金一百一十两的价格收藏了宋范仲淹《道服赞》,到1948年8月,又以黄金二百二十两价格收藏了隋展子虔《游春图》。这时国民党政权已经衰败到无可挽回的程度,通货膨胀如汹涌洪水,迅速冲垮经济堤坝,整个国家都陷入到“赤贫”之中,抗战胜利前夕刚刚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宋子文,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,于1947年3月黯然下台。大的经济形势如此,张伯驹自身也遇到“经济危机”。1941年6月5日,张伯驹在上海被绑架,直到1942年1月底才被以巨款赎出——张伯驹说是“四十万元中储券”,而参与营救他的朋友孙曜东则说是二百两黄金。此后,张伯驹又远走西安,开办面粉公司,亦以赔钱而宣告倒闭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伯驹何以仍然有力量拿出三百三十两黄金收购《道服赞》与《游春图》呢?张伯驹自己在回忆里解释说,收《道服赞》时已是“鬻物举债”,到收《游春图》则是售出北京西四弓弦胡同住宅。但是,弓弦胡同宅,先已于伯驹赴西安前后典出,此时不过是补上差价而已,应是仍不足以支付这一大笔开支。况且,彼时正是市民疯狂挤兑黄金的高潮,黄金的来源亦是个大问题。
据伯驹收购《游春图》的居间经手人马保山云,《游春图》交款时只交了足金一百三十两,其后补至一百七十两。这在当时仍然是天文数字。张伯驹的表弟李克非在《霁雪初融忆丛碧——兼记山水女画家潘素》文里透露一个细节,即:
伯驹当年罄囊借贷以重金收得稀世之宝隋代展子虔《游春图》时,盐业银行王君绍贤曾大力协助,早在文苑传为佳话。
众所周知,张伯驹一直任职于盐业银行,李克非的话是合乎情理的。张伯驹还曾说过,在他去西安时,王绍贤也曾借给过他钱。伯驹《盐业银行与我家》文称:
在沦陷区看来已无法生活,因而于1942年,由王绍贤借给我3000元,再度挈眷转入后方,先避居蜀陇间,后定居西安。
由此看,张伯驹在收购《道服赞》与《游春图》之际,王绍贤无疑是伯驹“举债”的对象之一。

一、初任中国银行北京行副理
王绍贤,名寿彭,字绍贤,后以字行,河北宁河芦台镇人,今属天津市。清光绪十五年己丑即1889年生,其早年经历不详,民国初期,先任职于北京德华银行,后进入中国银行总管理处。1921年9月,王绍贤由总管理处派至北京分行担任襄理,1922年6月升为副经理,1923年9月又兼天津分行副行长。王在天津分行的分工是,筹划京兆境内及京汉线内各属行推行本券事宜,并考察京汉线内各属调拨事务。1925年4月1日中行北京分行改为支行,王担任支行经理兼天津分行副行长,同年秋辞职,转到盐业银行任职。其在中行时期,一直使用王寿彭之名,到盐行后则多用王绍贤的名字了。
王绍贤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任襄理时期,他的上司就是梅兰芳的重要幕僚吴荣鬯,即吴震修,吴担任副经理。1921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生挤兑风潮,王绍贤曾辅佐吴共度难关。吴震修在《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》(第一辑)里回忆:
民国十年(1921)中、交两行突然发生挤兑风潮的原因,有人说,是由于某派某政客所指使;有人说,是日本在太平洋会议时期有意造谣,破坏中国金融;也有人说,是因为总税务司安格联命令各海关不再收受中、交钞票。我认为这些说法,都是报纸上外间推测之词,不尽可信。这次风潮发生时,我适在中国京行任副理,经理是常朗斋(耀奎)。常在民国初年做过县知事,和京师警察厅长吴镜潭(士湘)很有交情,在军警界中兜得转,但不过问内部业务。这时中行头寸很紧,库存现金几等于零,全靠我和襄理王绍贤(寿彭)等临时向联行和北京银钱同业张罗应付,每天勉强度过难关,情形早已不妙。就在这年11月16日那天傍晚应付票据很多,一时头寸轧缺,竟无法弥补。这一消息传到市面上,立即引起风潮,中、交两行同时挤兑。这完全由于中、交两行内部早已空虚,市面上偶有风吹草动,便弄得不可收拾。


吴震修


这时担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著名金融学家张嘉璈则认为,这次挤兑事件,事实上是所谓“通缩”,即通货收缩的结果。王绍贤则因在此次事件中的出色表现,引起同业的关注。

二、获吴鼎昌赏识加盟盐行
1925年,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邀请王绍贤加盟,担任盐行北京行副理,据张伯驹说,是“每年给以红利股三万元,作为交际活动费用的包干制副理”。
盐业银行原系张伯驹之父张镇芳于1916年3月26日创立,后因张镇芳参与张勋复辟被捕,吴鼎昌被当政者派至盐行查办复辟案,趁机鸠占鹊巢,出任盐行的总经理。王绍贤是吴鼎昌的亲信。吴鼎昌后来相继北洋政府的财政部次长,以及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实业部长、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绥靖副主任、国民政府文官长,但吴一直通过王绍贤等亲信遥控盐行。张伯驹对吴鼎昌始终耿耿于怀,因此对于王绍贤,在回忆文章里也每有微词。


吴鼎昌


事实上,吴鼎昌与王绍贤在银行业务方面,都远胜于张镇芳、张伯驹父子。吴鼎昌在1921-1922年间实现了盐业、金城、中南、大陆四家银行联营机制,形成“北四行”的格局。迄至1927年,盐业银行股本总额已经达到750万元,居国内商业银行之首;存款从创立时的463万元,增至4075万元;放款从创立时的402万元,增至4603万元。累计十年利润,高达1582万元。1928年8月,吴鼎昌又斥资120万元在天津法租界水师营路即今赤峰道,建成总部大楼,将盐行总管理处迁至天津,更是令盐行声威大震。
客观地说,吴鼎昌夺取盐行,的确是趁人之危;可是,吴鼎昌以及王绍贤,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里,对张伯驹格外容忍,倍加关照,张伯驹却一边享受这种优越感,一边又不肯领情。
王绍贤刚到盐行,就拉着张伯驹一起与他做事。1931年4月,张学良在北京(北平)设立国民革命军副司令行营,节制东北、华北各省军政。张伯驹《盐业银行与我家》说:
迨至张学良再度进关,王绍贤时常用我出名,请奉系军人政客在妓院吃花酒。在妓院布置请客,多由当时名画家陈半丁出面往来恰办,至于王绍贤在事后搞些什么名堂,我就不清楚了。据我所知,王绍贤为了拉拢三、四方面军团部副官长高纪敏,曾介绍诨号“盖北平”的交际花嫁给他。像这样的事,都是王绍贤作为一个银行家,进行联络的具体事例。这时他曾与原交通部路政司长,后任中东路局中国局长刘景山组织联合办东北贸易公司,由王绍贤以副理地位,曾透支给这个公司四十多万元,作大豆投机生意,这笔借款一直没有收回,成为呆账,以后就不了了之。
张伯驹叙述这些往事的时候,既有其个人情绪,也有作文时的时代影响。王绍贤的所为,不过是当时的通行做法而已。张学良晚年回忆手下的“三、四方面军”,就坦承其军纪很差,说老百姓给他们编了个顺口溜,叫做:“头戴双沿帽,腰挎盒子炮。后脑勺子是护照,妈了巴子是免票”。王绍贤与之打交道,也只能是投其所好。按照后法不治前罪的道理,今日亦大可不必再去揭露鞭挞。

三、王绍贤与陆素娟的恋爱
王绍贤在这一阶段,还做了一件非常著名的事情,就是与“民国二十年(1931)左右北平花界的第一红人”(丁秉鐩语)陆素娟恋爱。
丁秉鐩描述说:
陆素娟人生得极漂亮,美艳绝伦。身材不高不矮,不胖不瘦。议长瓜子脸,两颗大眼睛,剪水重瞳,秋波荡漾。通鼻梁,樱桃口。皮肤之白、细,尤为罕见,那脸蛋儿,堪称吹弹得破。台上古典美,台下现代美。有一次笔者偕内人到东城帅府园协和礼堂去听音乐会,就在来宾云集、等待入场的时候,陆素娟翩然莅至。薄施脂粉,淡扫峨眉,穿一件青丝绒大衣,更显得皮肤的白皙动人。我们读古书有什么“肤如凝脂,颈似蝤蛴”,算是从她身上得到见证。项戴明珠,手御钻戒,仪态万千,雍容华贵,那种明艳照人,光芒四射,登时在场的中外贵宾,男女老幼,眼光都集中在她一人身上。陆素娟也感觉到这种被注意的程度,内含骄傲,外带微笑地,用她那一汪水的秋波,环顾大家来作无形的招呼。内人轻不许人,对陆素娟的漂亮,却赞不绝口,迄今犹然。


陆素娟


陆素娟自幼学戏,酷爱梅兰芳艺术,经常票演梅派剧目。丁秉鐩因为对陆素娟过于崇拜,有些叙述难免夸张。丁说:
当时有位盐业银行巨头王绍贤,对她甚为捧场,除每月供应一两万银元作日常开支外,还特拨了一笔演戏专款银元八万元,作为基金。那时一元银元,和一元美金差不多少,这种大手笔,实在令人咋舌。陆素娟演戏为什么用这么多钱呢?她除了作行头、置头面,定制桌围椅幔、大帐守旧以外,每次演出的配角、场面,和后台工作人员,必用梅(兰芳)剧团,这个派头不小,可就费了银子了。
丁秉鐩说王绍贤是盐行“巨头”,事实上王此时仅是盐行北京行副理;王资助陆素娟唱戏是不成问题的,但不至于如丁说的那样过分,因为上面还有吴鼎昌的与北京行经理岳乾斋等人的制约。

四、出任北平国剧学会主任理事
因为陆素娟唱戏且是梅兰芳的追随者,王绍贤也是爱屋及乌,直接出面支持起京剧的活动。
1931年12月21日,北平国剧学会在虎坊桥45号今晋阳饭庄宣布成立,王绍贤出任主任理事,理事有李石曾、冯耿光、周作民、梅兰芳、余叔岩、吴震修、黄秋岳、齐如山、张伯驹、陈亦侯、王孟钟、陈鹤荪、白寿芝、吴延清、段子均、陈半丁、傅芸子等政治、金融、京剧界名流。张伯驹以为,彼时中国银行的两大巨头——前总裁冯耿光与总经理张嘉璈内斗,冯耿光与北洋政府亲近,是梅兰芳最早与最大的经济资助者,在冯氏两次担任中行总裁期间,梅兰芳具有着中行形象代言人的地位。张嘉璈则与国民党交好,1928年10月,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国民政府成立后,张嘉璈出任中行总经理。张嘉璈掌握大权后,打击中行的冯耿光势力;其办法之一是,通过大捧程砚秋来压低梅兰芳的声望,从而减弱冯氏的社会影响力。而成立北平国剧学会,既是大规模声援梅兰芳,客观上也支持了冯耿光。


《艺文画报》1946年1卷6期载民国二十年(1931)北平国剧学会人员合影


自右起:前排,陈墨香,王瑶青,余叔岩,齐如山,红豆馆主,曹心泉,程继仙,程砚秋,焦菊影(即焦菊隐);后排,焦夫人(林素珊),徐凌霄,周作民,金悔庐,李石曾,梅兰芳,王绍贤。
张伯驹的话不是没有道理,只是真相应比伯驹所云更加扑朔迷离。其一是蒋介石久有觊觎中、交两行之心,志在必得,因此到1935年中行再次改组,连张嘉璈亦被排挤出行;二是冯耿光与张嘉璈彼此间成见甚深,所以容易中国民党的一石二鸟之计;其三,不能忽略吴鼎昌背后操纵的因素。吴是“北四行”的代表人物,不得不防范国民党的侵吞,支持梅兰芳与冯耿光,也等于“北四行”的一种无声的抵制。
在如此错综复杂的背景里,为声援梅兰芳而成立的北平国剧学会,其主要构成人员,竟不是以“梅党”为多数,反而是戏剧性地变成了以“北四行”人员为主力。王绍贤自不用说,张伯驹、陈亦侯、陈鹤荪、白寿芝、段子均都是盐业银行职员。余叔岩之于盐业银行,约略相当于梅兰芳与中行的关系。陈半丁也是帮助盐行做事的。周作民是金城银行总经理,吴延清是金城银行稽核长。王孟钟是中南银行天津行经理。张伯驹说,国剧学会“募得各方捐款五万元做基金”。冯耿光此刻已是有心无力,这五万元当然是来自“北四行”;而“北四行”中应是盐业银行出大头,王绍贤因之位居首席,被选为主任理事。王绍贤动用这样规模的人力财力,若无吴鼎昌的授意,也是做不到的。
王绍贤也用国剧学会支持了陆素娟。笔者怀疑丁秉鐩所说的,王出资八万为陆氏基金,即是与国剧学会的五万,混为一谈。案:五万元在当时,买下东四九条冯耿光那所百十间房的大宅院,尚是富富有余。大约1932年后半,在余叔岩指导下,陆素娟还与张伯驹一起在会贤堂演出了京剧《打渔杀家》,余叔岩亲自前往观剧。这对于陆素娟而言,也算得上是一种殊荣,其中毫无疑问是有王绍贤的面子在内。

五、曾经劝说吴佩孚南下
1931年9月18日,“九一八事变”之后,11月10日,清逊帝溥仪从天津前往东北,次年春出任伪满洲国执政。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即“一二八事变”爆发,中日两国间的局势,大有大战一触即发之势。张伯驹《盐业银行与我家》文谈到,卢沟桥事变前,有一次吴鼎昌来北京,曾经说过一桩事情。伯驹说:
大约在“七七”事变前,吴鼎昌来到北平,岳乾斋请他吃饭,我也在座。这次谈话中,他说他自己为政府办了几件大事。一是他亲自回四川,以同乡关系,拉拢了四川大小军阀,要他们服从中央;二是劝说感动了段祺瑞离开天津南下;三是把曲阜衍圣公孔德成接到南京。所遗憾的是未能早把溥仪控制到手,而被日本人弄走了。至于吴佩孚在华北的地位,现在相当重要,尚有待于办这件事,他回南京后,把吴佩孚的事交由王绍贤继续设法办理。这次宴会,他非常兴奋,喝了大量的绍兴酒,显得十分得意。
段祺瑞南下发生在1933年1月21日。胡晓编著《段祺瑞年谱》记,1月18日,上海各团体忠告段祺瑞、吴佩孚勿受日人利用。19日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受蒋介石委托,持蒋亲笔信到天津段祺瑞。21日,段偕家眷侍从离津南下。


段祺瑞抵沪时存影


钱永铭与国民党关系甚深,担任过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、浙江省财政厅长,但是,钱氏与段祺瑞并没有更多的交情。上海市档案馆的邢建榕在《非常银行家:民国金融往事》里支持了张伯驹的说法:
当时居住在天津的四行准备库及四行储蓄会主任、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(应为四行储蓄会副会长、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),获悉日本人正在打段祺瑞的主意后,立即致电在上海的密友钱新之(钱永铭),建议由蒋介石出面邀请段祺瑞南下,并由钱新之秘密赴津接洽。
吴鼎昌早期在政治上追随北洋皖系势力,所以由吴在其间斡旋,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受吴鼎昌委托,王绍贤负责出面动员直系势力领袖人物之一的吴佩孚南下,可惜王绍贤没有成功。吴佩孚于1939年12月4日病逝于北京,生前未与日方及伪政权合作。1946年,国民政府为吴氏举行了国葬。

六、担任盐行上海行经理
1928年10月10日国民党改组国民政府,蒋介石任主席,定都南京,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,从这时起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,北京都不再承担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职能。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以南京作为政治中心,以上海作为经济和金融中心。中央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等大型银行及外国银行,纷纷在沪大兴土木,兴建总部大楼。盐业银行等“北四行”在开始时是一边观望一边着手布局,他们在苏州河畔建设的四行储蓄会仓库,在1937年的淞沪抗战中,成为国民党军“八百壮士”守卫的阵地,因而闻名中外。


激战后的四行仓库


随着中日两国局势的发展,日军在华北地区不断挑衅扩张,吴鼎昌决定把盐业银行的重心南移上海。1933年,吴鼎昌对盐行的人事做了一次较大调整,把总管理处迁至上海,委派王绍贤担任盐行上海行经理。1934年12月1日,以盐行为首的“北四行”储蓄会,在派克路即今黄河路建成上海最高层建筑——四行营业大楼,俗称“廿四楼”。除了部分用于四行办公外,其余部分辟为“国际饭店”对外营业,成为中外政要、富商巨贾、社会名流聚集的场所。国际饭店的落成向社会昭示了“北四行”的实力,盐业银行的存款,从1933年的8269万元,猛增到1934年的9725万元。吴鼎昌则在1935年12月,出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。
现在还不清楚的是,究竟是出于吴鼎昌的总体部署,还是因盐业银行的影响力日益凸显,王绍贤也一度步入到政界。
1935年12月18日,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京成立,宋哲元任委员长,下辖河北、察哈尔两省及北平、天津两市。政务委员会于1936年1月11日设立经济委员会,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,以萧振瀛、王克敏、李思浩为主席委员,王绍贤与钮传善、宁承恩、张振鹭、林世则、杨天受、黄玉、冷家骥、秦德纯、过之翰、曾养丰、沈振荣等同列委员。这就是说,王绍贤也曾担任过公职。但是,冀察政务委员会在“七七事变”后,就不复存在了。
王绍贤正在一帆风顺之时,却在上海跌了一大跤。张伯驹回忆,1937年11月,吴鼎昌辞去实业部长,转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,负责在战时经营后方。1939年春,张偕潘素南游,其间赴贵阳与吴鼎昌会面。吴鼎昌叮嘱张伯驹,要张转告盐行代理董事长任凤苞、北京行经理岳乾斋及上海行经理王绍贤,盐行“现在原则上应该保守,不要多做生意,保住已有基础”。张伯驹辞别吴氏后,又到峨眉山、青城山、成都一带游山玩水,拖了一些日子才到达上海。
刚好在这期间,王绍贤动用盐行储备的美元,购进大量美国债券股票和法郎,以及橡胶小麦等物资。结果恰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,市场行情一泻千里,王绍贤的这一笔生意,就把盐行积攒的三百几十万美元全都赔光,而且还欠下了外债。王绍贤又急又恼,大病一场。
王绍贤的失败,在盐行内部引起任凤苞等人的不满;好在吴鼎昌并没有深责王绍贤,而是让王绍贤返回北京,在家休养。王绍贤在北京的家,是位于现今护国寺附近的清末庆亲王府的一部分,后称“振贝子花园”(载振),但应不是王氏购置的房产,而是租住性质。

七、盐行最后的总经理
王绍贤毕竟不甘心失败。他在休养一段时间之后,有可能又担任过盐行北京行的副理,但目前没有确切资料证明这一点。此时盐行北京行经理岳乾斋年老,王绍贤又一次掌握权力。在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,王绍贤趁乱从汪伪政权的银行购进一大笔黄金,发了一笔大财。张伯驹在《盐业银行与我家》文里介绍:
迨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时,日本人在华北经营的一切企业陷于瘫痪状态,物价大落,因为日本正金银行长期无限制使用伪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银券,这时须要结算,伪联合准备银行便借机大量收购黄金。汪时璟(汪为华北伪政权经济总署督办兼“联银”总裁)与王绍贤勾结,利用伪联合准备银行大量透支,购进黄金。那时金价折合法币三元三角一两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们抢进的黄金达三万两之多。王绍贤、岳乾斋以及北平行中部分职员,当然也分润了若干。这年冬季,岳乾斋病死,由王绍贤任经理。至于剩下的黄金,究竟怎样与伪联合准备银行清算的,我就不清楚了。
张伯驹的回忆,正好说明了盐业银行储备黄金的来历,恐怕这也是本文开始时所谈到的,在全国挤兑黄金潮中,张伯驹可以拿出几百两黄金的原因所在。
最近,我的学生高一丁君在网上发现一份“岳乾斋遗嘱”,明确交代身后财产分配方案,但从中没有发现有伯驹所谓“分润了若干”的痕迹。可惜这份资料,已经被人高价买去。我也只是看到了照片而已,不得窥其全豹。
1946年5月以后,吴鼎昌在南京召集了一次盐业银行董事会,任凤苞、王绍贤、陈亦侯、张伯驹等盐行主要成员参加。在吴鼎昌的安排下,王绍贤出任盐行总经理,张伯驹与刘紫铭则被增补为常务董事。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,盐行先是连同“北四行”一并成立了公私合营联合总管理处,1953年又正式并入公私合营银行北京分行。随着盐业银行成为历史,王绍贤也就成为盐行最后一任总经理。
张伯驹收购《道服赞》与《游春图》,都发生在王绍贤的总经理任期里,王的确具备帮助张伯驹的力量。笔者此前在《北京晚报》曾发表有《从张伯驹事迹略谈现代金融与文化》一文,其中即已指出:
张伯驹虽以“遗少”名世,然其充分利用银行背景,调动盐行资金,将资本运作模式引入到书画收藏市场,这就使得张伯驹不再是一位传统意义的收藏家,而是创造出了一种“新文化”,开中国现代艺术品收藏之先河。
王绍贤自进入盐行以来,大多数时间都掌握着盐行实权。张伯驹从盐行大量透支,收购书画,没有王绍贤的支持,伯驹也是做不到的。笔者这样说,并不是要否认张伯驹的巨大贡献,而是意在包括王绍贤在内,所有曾经为保存中国文化珍宝所做出过贡献者,甚至不论其出于主观或客观,皆应得到其应有之表彰。王绍贤约病殁于1953年,他与陆素娟所生之女王志怡仍然健在,已然八十四岁高龄。


王志怡女士剧照


王志怡是梅兰芳入室弟子,著名京剧艺术家,她完成了母亲的夙愿,以毕生精力用于继承和传播梅兰芳艺术,笔者亦藉此向王志怡女士致敬。

2020年3月16~17日北京时疫中

标签: 京剧 靳飞 王绍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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